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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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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具臣,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出生在河北省磁县黄官营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有三兄一姊,排行第五。他十八岁(约一九一七年)以前,一直在家务农,放牛割草。长期的农业劳动生活,使他的青少年时代有机会接触了劳动农民,体察了民众的疾苦。在这种环境的薰陶下,他成为一个品德憨厚淳朴、性格爽直豪迈、平易近人的人。民国初年,他十八岁时才有机会得以进私塾攻读,后又考入磁县单级(初级)师范.毕业后在磁县梧桐庄村教书。任教时他偶从报间见到直隶省警官学校的招生广告(校址天津),他怀着“人往高处走”的追求愿望,在友人的帮助下弃教投考被录取,时约一九二四年。二年毕业后留天津意大利租界任职。时间不长,他返回家乡磁县在公安局任巡官、马队队长。由于他出身田舍,比较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所以他在公安局任职的几年里,虽然穿着二尺半的警装,可他从不依仗官府权势,欺压黎民百姓。而在治警上他却比较严格,一旦发现下属有行为不端,欺侮百姓者,他就予以惩罚。他对穷苦人抱同情心,乐于帮助遇到困难或受欺侮的百姓。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为人忠厚,性格爽朗,因而有不少群众都善意地称他“宗官儿”。

一九三七年,父亲在磁县贾壁公安分局(太行山区)任巡官(即分局长,相当于派出所所长)。“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沿平汉铁路南下,似入无人之境,磁县很快变成了沦陷区。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父老兄弟,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凄凉,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国民党溃军沿太行山麓向南逃窜,所到之处骚扰百姓,民不聊生。随着溃军的南逃,国民党地方政府也不摧自散。磁县政府溃散前,封锁消息,下令长期在山区驻守的贾壁公安分局上缴了全部武器,实质上政府巳经不复存在。做为分局巡官的父亲看到家乡沦陷后的凄凉景象和国民党溃军的野蛮暴行,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他在辖区内为了使民众少受溃军蹂躏之苦,还勉强支撑着“分局”的招牌,赤手空拳地应付接待溃军。由于无法满足溃军的无理苛求,他曾几次被溃军要拉出去枪毙。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维持了,分局只好解欲。他不得不躲进了磁县山区中岔口村我舅舅韩永泉家中。

母亲本来没有名字,韩永梅这个名字是她结婚后,父亲给起的。她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河北省磁县中岔口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姐妹四人,大弟韩永泉,二弟韩永明,妹妹韩永香。她少年丧父,靠年仅二十八岁的寡母带着子女几人在深山开荒坡为生。由于家境极度贫寒,所以韩家在黑暗的旧社会经常受人歧视欺凌。她从小是在一位年轻丧夫、性格倔强、脾气暴燥、对子女严厉的母亲薰陶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所以她自幼养成了禀性倔强、对己严格、办事认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在贫寒的家庭里,炼成“穷人志不短”的勃勃雄心。她不伯吃苦、勤快利索、好胜心忒强。她是个渴望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女性。这种品格为她以后参加革命直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她长大成人之后,经人介绍,与父亲结成了百年伉俪。

风云骤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华北.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亿万民众陷入民族危亡的灾难之中。国民党反动当局持不抵抗政策向南溃逃,唯有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完成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在这错综复杂、政局动荡的年代,我的父母开始探索和寻找真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实际行动,在影响着、教育着他们。那时,他们虽还不能说已有了相当的觉悟,甚至他们的行动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他们却是出于爱国的激情和对日本侵略者及卖国贼的极大义愤,踌躇满志。他们力图收罗旧部,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投身于抗战救国的烽火之中。要想实现这个雄心壮志并非易事。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他抱着忧国忧民的抑郁心情,潜回己经论陷的故里(在县城附近)窥看动静。孰不知,他回乡的风声走露,被刚刚捏合起来的日伪县政府汉奸县长杨大鼻子(杨敬斋)获悉,即派人“请”他出山任职.并威胁说:“如不从命,当心脑袋!”在这全家人性命攸关的时刻,他不能不作出决断。当汉奸,决不能,走又是走不脱的。于是他当机立断,取了将计就计之策:正愁组建抗日武装无着,不如借日本人的力量先拉起人马,有了实力,再寻抗战去路。一九三八年春,于是他很快组建了磁县伪公安局骑兵队,武器有的是从日本人那儿领来的,有的是变卖自己的财产从民间买来的。因他心中目的明确,积极迅速扩充力量,很快将队伍发展成为大几百人的军队(号称千人),改名磁县特别警备队。杨大鼻子和日本人感到警备队发展太快,深虑父亲的可信程度,能否驾驭这个人了?!他们为了摆脱直接威胁,即以保护铁路为名,下令将其调离县城.驻防平汉铁路光禄车站。警备队离开了县城,腹地更加广阔,活动更加自由。抗日的宗旨虽已明确.但自树旗帜,人少力单,难以长期维持,目的也未必能够达到。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激励着他们,西安事变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这些事实都深深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家和人民的救星,唯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怎样同党取得联系以争取党的领导和支持呢?这时他想到了童年时代同他有着莫逆之交的小伙伴田裕民同志。他早知道田是共产党员,抗战前在旧政府工作时,他还多次为田的革命活动提供过方便和帮助,田也利用和帮助过他。而今我党冀南特委(书记张玺)和磁县县委(县委李相虞)已在磁县建立了抗日政府,田裕民同志被党委派为抗日县长。抗日县政府就活动在磁县山区,而舅父韩永泉的家也在根据地。随即派亲信同田县长联络。田县长传信给父亲,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并派与父亲素有交往的我党交通员陈风仪(磁县光禄人)和在抗日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我的二舅韩永明同他联系,表示欢迎他率部起义,并指示他立即着手准备,时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从此,父母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在他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展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年代,我的父母找到了党,选择了接受党的领导的道路。从此,他们有了依靠和主心骨、为之精神大振。他们在田县长的直接指导下争取在起义之前,继续迅速扩充实力,为我抗日政权偷送更多的武装力量。那时,父亲负责指挥部队,驻光禄镇,母亲韩永梅负责后勤补给和兵员扩充.驻南来村。比于战乱,沦陷区的磁县广大民众,在日寇铁蹄的奴役下,挣扎在死亡线上。许多贫苦百姓,为了谋求生路,纷纷投奔到在磁县民众中深有影响的我的父亲——“宗官儿”那里。母亲韩永梅则利用此种形势,亲自从各方面严格审查每个投奔者,选录后即送到司令部,编入部队(这是基本力量)。“战乱之年,遍地司令”。父母也从一些目的不同的武装集团中,收编了一些小部队,以装点门面.制造声势,作为向日术人讨价还价的“牌”。警备队在一两个月内,猛增到近两千人(号称三千)。为了从日本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装备和粮饷,他们常于夜间带部队沿铁道线朝天放一阵排枪,甩几颗手榴弹,扒几根道轨,割一段电线,杀伤几只狗,造成战斗流血假象,然后向日本人“请功领尝”。母亲还积极从当地周围村庄的富豪大户中募捐粮款,以及枪支弹药,名曰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也用筹集到的款项从民间购买武器弹药(包括从逃散的国民党溃军中),力量在迅速扩大。

正当他们积极准备起义事宜时,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副部长项本立同志到磁县,田裕民县长将警备队筹划起义事相告,项说:磁县是平原山区相连,我抗日军民就活动山里正急需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开展敌后工作.不要让宗马上起义。鉴于这一决定,父母只好暂缓起义计划.继续潜伏虎穴,进行抗日活动。为了随时接受党的领导和指示,在我父母的要求下,一二九师政治部通过田县长将敌工干事林树森同志(化名于守林)由韩永明和陈凤仪送至警备队。为了工作方便,也为了整顿部队,父亲任命林树森同志为军法处处长。林树森,东北人,共产党员,个子不高精明强干,精通日语。他上任后,立即果断的整顿纪律,以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将警备队内部几名土匪出身、吸食毒品,抢男霸女、劫持财物,民愤极大的下层军官公开处决,并张贴布告以震军威。这一举动吓跑了警各队中一些土匪出身的流氓兵痞。人少了,兵却精了,战斗力增强了,警备队在磁县一带名声大震。这却吓坏了日本人和伪政权,他们越发担心父亲不好驾驭,因而阴谋将他亲手组建的警备队编入伪皇协军以图控制。

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人即派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崔培德)的第一旅(旅长刘国栋外号刘磨头)进驻磁县彭城镇,第二旅第五团(团长刘化南外号小白龙)占领峰峰。其目的明显是为了同警备队对峙,从军事上压倒制服警备队。一九三九年春,崔培德想收编警备队,对父亲采取了升任摘权的策略,请他到邢台军部议事,趁机将他软禁在邢台南关老市场的“六合居”楼上,名义上荣升军部上校参议,并将警备队改编为军部直属独立营,归崔培德直接指挥。敌人的阴谋是很清楚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父亲被软禁后,崔培德即派人到光禄、来村一带张贴布告,称警备队辖区已由皇协军接管。母亲见状十分气愤,立即命令将布告全部撕掉,同时派骨干赵永魁便服化装赴邢台施放烟幕,为父亲解围。赵抵邢台在“六合居”楼下吃饭时,问谁在楼上喝酒,堂倌回答说是宗司令在上边喝酒。赵说:宗具臣还在这里高兴哩,他的队伍都快跑光了。崔的耳目立即将情况报告崔。崔深知部队一散,收编不成,杀了我父亲也无用处,随即将我父亲放回,命他调独立营到与彭城毗邻的纸坊村驻防。父亲回到光禄镇,立即同母亲、林树森和舅父韩永泉等分析形势:父亲调任后,敌人,定要另行委任,控制部队指挥权。为免使军权旁落.必须赶在敌人委任之前自己安排人选。谁来接任营长呢?这个职位由组建部队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我的舅父韩永泉接替是比较合适的,但母亲认为舅父出任,敌人可能还会节外生枝。她说:子承父业,天经地义。这是人们的传统观念,不如让曾在保定育德中学谈书、具有进步思想、抗战开始后辍学在家、年十九岁的我的兄长宗书阁(玉麟)出任为好。此举符合众意,日本人也无话可说,众说称是。于是父亲委任我兄长宗书阁为营长,林树森为副营长,并将部队调防纸坊村,母亲仍率后勤部队留守北来村。这样,崔培德彻底吃掉这支部队的阴谋失败。不久,崔培德又将独立营改编为刘化南之第三营,移防邢台皇寺镇。

峰峰煤矿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煤炭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军事要地。一九三八年底,日军占领峰峰后,即着手进行开矿,把峰峰煤矿的广大矿工和人民群众投入到苦难的深渊。日冠为了榨取大量的煤炭资源,决定强化矿区治安,准各组建矿警队(原来的矿警队已被陈赓同志指挥的由吴福善同志率领的三八五旅摧垮,原队长冯雨三被击毙了)。日本人在物色组建矿警队的人选时,选上了我父亲。他立刻通过林树森同志请示一二九师政治部,得到组织的批准,同意他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到峰峰煤矿组建矿警队.这样以便再掌握一支武装。当时率部队驻扎邢台皇寺的宗书阁、林树森、韩永泉,每一重要行动都还暗地里接受着我父母亲的指挥。两支部队在磁县和邢台遥相呼应,协调行动。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亲曾同一二九师敌工部副部长项本立同志多次秘密会见,亲自聆听来自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和工作部署,并通过项副部长向刘邓首长汇报工作情况。

敌人并吞三营的阴谋一计失败,又生一计。皇寺镇的地形面对华北太平原,背靠太行山,是邢台进入山西省的交通要隘,通过镇西山口即进入抗日根据地。三营驻在这样的军事险要之地,更增加了敌人的担心。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间,刘化南突然下令调三营的骨干连长董文秀到二营“荣升”营长,并很快决定他的嫡系一营同三营换防,妄图借部队调动,一举将三营吃掉。敌人的诡计被识破,情况十分危急。兄长宗书阁派警卫员张文斗同志速向项副部长告急。项副部长立即亲临皇寺营部,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认为三营继续潜伏已无可能,必须立即实施起义行动计划。但又考虑到三营起义后,我父母在磁县坚持潜伏工作困难更大,项副部长当机立断,决定两部同时起义。他换上皇协军军装,化袭成伪军官,乘火车赴磁县南来村和峰峰煤矿同我父母亲联系,部署起义事宜,项见到我父母后,对蜂峰的形势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矿警队组建不久,骨干力量大少,而日本人控制的又太严,公司内有日军少将顾问满井坐阵,统掌大权,当时仅有四百人的矿警队却派进三十二名日本指导官,每个小队(排)一人,军队的指挥权实际上是控制在日本人手里,离公司不到一华里之距的“新兵营”又驻扎着日本侵华正规军,有重兵把守。起义不仅会流血,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小。鉴于这种形势,项副部长决定矿警队暂时按兵不动,但我母亲在南来村的留守部队和军用物资须立即撤到公司,同父亲汇合,邢台皇寺部队起义后的善后工作再见机行事。同时分析认为,邢台、峰峰相距二百多里,当时通讯条件又落后,日伪更没有想到他们立即吞并三营的计划已被我识破,因此对三营的起义,日伪未必完全怀疑与我父母有什么直接联系,况且皇协军和峰峰煤矿又不属同一系统。鉴于这种情况,项副部长认为我父母继续在峰峰潜伏下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作出上述决定后,项副部长登车立即返邢同三营通报情况。皇寺方面因情况变化起义提前,项副部长途中得知消息,即于沙河县车站下车,西行进入根据地。三营官兵在宗书阁、林树森、韩永泉率领下,于皇寺镇东对前来换防的皇协军打了一个伏击,杀伤了一批敌人,然后同前来接应的八路军团政委杨德讲同志(红军)的部队汇合,进入根据地,起义成功。抗战初期,我党为了在华北战场开展敌后抗日活动,扩大影响,动摇伪军内部,延安总部曾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名义向宗书阁及起义部队通电祝贺,《新华日报》(太行版)还发表了通讯文章《宗书阁将军反正记》。部队进入根据地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一二九师首长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司令部接见了我舅父韩永泉,对其和全军将士进行慰问,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政委黄镇、参谋长秦基伟、政治部主任赖际发),第一大队宗书阁任大队长(团长),李震任政委。该部队长期转战在太行第四军分区,同日伪军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宗书阁率三营起义后,我父母在峰峰的工作更加困难。但由于日本人对宗书阁率部起义,始终查不出同父亲有什么联系,尤其是选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他,因此,对宗书阁起义事只好作罢。但对我父母在峰峰的工作却采取了严密监视、控制使用的策略。在公司内专门为我父母修了座小公馆,并派日军士兵和矿警队战士共同把守,父亲每天巡视矿区,日本指导官定要陪同,将他置于严密监督之下。父母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直接接受领导上的指挥,决定自建交通联络点,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峰峰地区的太行山麓办了一座私人小煤窑:具字窑,同时请求党迅速派联络员。一二九师政治部经过研究,决定由项副部长通知磁县抗日政府选人,田裕民县长最后选派了我的二舅、中共党员韩永明(改名韩亮彩〕前往担任交通联络员。他以一二九师情报员的身份于一九四○年(或四一年初)进入公司,父母亲将其安排在具字窑当“掌柜”。因他穿便服,又是宗司令的内弟,行动比较方便。自此根据组织的要求,我父母的工作改由一二九师政洽部领导。

因交通联络线畅通,助手得力,父亲虽然被日寇严密监视和控制,但工作却很出色。母亲当时没有公开担任职务,是以宗司令的夫人身份出现的,她的行动日寇无法限制,她经常穿着长衫骑马带我在矿区活动,并常到磁县县城和邯郸、安阳等地。她以做生意为名,几次亲赴北京,通过友人李惠南协助,为我军购买药品、食品、布匹等。她亲自装钉,把武器弹药、药品等军用物资伪装后交由联络员、我的两个舅舅,设法避开敌人的眼睛,通过封锁线,运往根据地。父亲在同日伪上层人物接触中得到的重要情报.都要同母亲详细分析,去伪存真,然后通过两个舅舅秘密口传(根据保密要求,不准用文字联络),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为了事关大局的重要情报传递,担任西线联络员的大舅韩永泉,多次化装潜入公司,直接与父母会面。我每次见到他父母让我称他“叔叔”。那时,我不知道是我的舅舅。父母利用他们合法 的身份和地位,还多次保护我敌工人员在矿区的活动。有一次传来口信,太行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同志需要一份峰峰地区的敌人兵力武器配系图,要他们完成。但他们都不会绘图,可难坏了他们。父亲和大舅永泉费了很大力气,画了一张草图,附上说明交给了皮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斗争日趋复杂残酷。日本人始终怀疑我父母“通八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叛逆”行动,日寇发现矿警队个别军马患炭疽病,即以此为借口,下令将矿警队的全部军马枪杀,以砍断我父母得以行动白如的“腿”。并从新兵营调派一至两名日本特务常住在我家的客厅里,与我们一家人同吃同活动,名日“协助工作”。一天,日本宪兵队又找借口,突然将在具字窑当掌柜的舅舅韩永明逮捕,严刑逼供,妄图从他口中觅说出我父母“通八路”的蛛丝马迹。他在狱中四十余日,惨遭毒刑折磨,被抛向了死亡的边缘。但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气壮山河的大无畏精神,只字机密未露。日本人顾虑一旦找不出父母“通八路”的凭据,若将他打死,我父母还握有一定兵权,决不会善罢甘休,加上组织的多方营救,只好将他释放,不了了之。在这乌云压顶的恶劣形势下,父母感到圆满究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不仅危险,而且十分困难。于是派舅父韩永泉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直接汇报情况,请示行动策略。一
九四一年师运大会结束后,刘伯承司令员由司令部(驻涉县赤崖)亲自赶到政治部(驻涉县王堡),接见了在那里等候的韩永泉。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组织部长张海生,生产部长张克成,敌工部科长张香山等。兄民宗书阁当时在政治部开会也参加了接见。刘伯承司令员在所取舅舅永泉转达的汇报后,明确指出:宗具臣、韩永梅的主要潜伏任务是:保护峰峰煤矿,迎接抗战胜利,组织矿警队起义,直接接管矿区。其它任务都是附带性的,为了安全起见,目前不要再向根据地运送任何物资,尽量减少联系,必须联系时,只能通过二韩联络员,不要经过其它任何人。联系方式按原来的规定,只用口传,不用文字,以防泄密败露。同时转告宗、韩,不要紧张,要利用请客吃饭送礼等多种交际活动,拉拢日伪军政要员,取得他们的信任,解除怀疑,坚持下去。如果万一有紧急情况,万般无奈时能带出多少兵马武器即带多少,实在带不出,为了保存实力,宗具臣同志自己单身匹马逃出来也可以。党对宗具臣同志是绝对相信的,请他放心。我舅父很快潜入峰峰,将刘司令员的亲口指示传达给我父母。他们听后.更加明确了组织布置的任务,领会了领导的意图。此后,又继续进行了艰险漫长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峰峰日军未放下武器撤离之前,我父母即积极策划矿警队起义和收复接管矿山的准备工作,主要任务是防止日寇做退前,对矿山进行破坏和运走各种物资。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日夜奔忙,进出日军上下自邸,会见日方各级握有实权的官员,进行磋商(日军虽已宣布投降,但峰蜂日军还没有放下武器,实力未减。同时日方又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签有协定,中方受降只能由国民党军队执行。峰峰日军放下武器的指定地点在邯郸)。他们向日方表示:一定好好保护矿山,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管,并向日军重要官员馈赠重金,以示关怀和送行,对他们撤退表示“惋惜”和“留恋”之情,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就这样,日军撤退前企图进行大规模被坏矿井、电厂等重要设施和带走军用物资的阴谋一个个被粉碎。同时,为了防止部队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不测事件(矿警队中有部分中下层干部并不可靠),父母向上级要求立阳派骨干力量前来协助组织起义工作。一二九师在峰峰日军撒退前十余日即派侦察科长(团级)张大竹同志带领若干名炮手、机枪射手秘密进入我家的小公馆,我父亲又将矿警队的一些重武器调入公馆内,由张大竹科长带来的同志持用,起义工作准备就绪。

日军向邯郸撒退离开公司后仅两小时,田裕民同志以太行五专署专员的身份进入公司,与我父母会见。矿警队全部将士臂扎红布条宣布起义,加入八路军。并派出一支小部队追击撤退的日军,夺回一批日军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之后我母亲将一大筐装满公司全部仓库的钥匙交给了领导。不久,太行第五军分区政委陶鲁茄在我舅父韩永泉的陪同下也到达公司,与我父母会见。从此,峰峰矿警队完成了由一支汉奸军队向人民军队转化的全过程,被改编为太行军区警卫总队,我父条任司令员,柴吉昌任政委、胡鸣德任参谋长,李右平任政洽部主任。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华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八十一团,父亲任团长,归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指挥。父亲率部先后参加了解放观台(六河钩)、马头、磁县,攻打安阳飞机场、汤阴、淇县、辉县、焦作、博爱等战役,转战在晋冀豫各省,这支部队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后米成为一支勇敢善战,能打硬仗的人民武装力量,在解放战争、西南剿匪、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奇功.并涌现出许多英模人物。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斗中,闻名中外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这个团的战士。

我们全家就是在父母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上述使命后,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峰峰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和宴请,首长们对他们在八年艰苦危险的抗日斗争中立下的功绩 予以肯定和表彰,并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注:此文所记述的我父母的历史是根据他们自己和同他们共同战斗过的亲人和战友(健在和已故的)韩永泉、宗书阁、李右平、胡鸣德和田裕民、石志本、陈凤仪、韩永明等和我的交谈,结合部分老领导、老战友所写的材料,加之我尚能记忆的往事经历整理而成,特此说明。)

 

文/宗具臣、韩永梅之女宗二葵

原文标题:幸 福 的 会 见——记父母亲宗具臣、韩永梅在杭日战争中的革命活动

原文链接:http://www.xtzx.gov.cn/product/content/page_1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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