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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县二·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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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县事件

在“刮十二级台风”以前,红卫兵造反冲垮了各级党政组织。红卫兵夺权后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多派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当时说法是中央一元化领导,即各组织都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武斗升级,矛盾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竟然抢了军械,装备了枪炮,局面“天下大乱”(当时的常用语,领袖话: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时从上面派军队“支左”,部队都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和厂矿企业。双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马上就成为“站错队”,就是“反军派”。邯郸两派主要是“市革联”和“地总部”(也俗称“地老总”),以“市革联”居为正宗,打跑了“地老总”,“地老总”们退居磁县。“市革联”和军队包围了磁县,双方动用了机枪、步枪,死伤了很多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磁县事件”。

 

文革河北磁县2.9事件始末
                                            

 作者  董保存

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8年早春,河北省邯郸地区磁县县城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解放军向正在武斗的造反派开枪,造成51人死亡,伤数百人,被称为“二·九事件”。此事引起的震动,不亚于青海的“赵永夫事件”。而由此事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变故,更是一波三折,耐人回味……

“四不管”的小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了磁县

磁县,这个古称“磁州”的小县城,属河北省邯郸市管辖,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她地处中原地带,南接河南,西临山西,东望山东,更重要的一点是,磁县交通十分发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广铁路的必经之地。就是这样一个晋、冀、鲁、豫四省通衢的小县,在历史上曾经成为“四不管”的边缘地区。也许正是磁县的边缘化地理位置缘故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联阶段,这个不起眼的小城汇集了上千名外地人,那时,这些操山东方言、山西口音、河南腔与河北土语的造反派,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语录歌,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在磁县政府、学校等地聚集,他们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讲……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就这样在磁县境内开始点燃。磁县的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地,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垒局面,有的地方保守派占上风,有的地方造反派占优势,通过不断联合、分化,磁县境内逐渐形成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是1967年3月成立的“磁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当时总部设在该县的来村公社白庄。另一派是5月份成立的“磁县红色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总”。两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反革命派。双方都声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红总”一派由于成立较晚,一度受压,他们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寻求支持。两派相互攻击,贴“大字报”,展开辩论,对立情绪逐步激化,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所谓一月风暴的推动下,两派都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于是开始夺磁县原有的县委、县政府的权。全县的工作全面瘫痪,生产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口号喊得很响,这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个口号之所以喊得山响,就是因为“文斗”只是打嘴架(现在的所谓口水战),文斗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会发生武斗。磁县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两派组织由口号辩论,大字报相互攻击升级为拳打脚踢,棍棒争斗,两派组织先是用“冷兵器”——棍棒、大刀、长矛等相向,接着,两派开始了抢夺武装部弹药库和民兵枪支弹药并构筑炮楼、战壕工事等的地步。

“红总”派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然而却以拥有大量武器和占据县城主要城区而在“武斗”中占有相对的优势,“县总”在人数上则明显占上风。两派可说是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两派间的武斗愈演愈烈,先后在县武装部、时村营、高臾、农电局、槐树、粮库、油棉厂等地多次发生火力冲突和抢枪事件,死、伤人事件开始发生。

武斗升级——机关枪迫击炮落入造反派手中

1967年11月8日,总部设在来村公社白庄的“县总”组织人员进城开会,由于暗带枪支,两派在会议之中发生武力冲突,“县总”派死亡2人,两派共伤40余人,还有一名无辜群众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一一·八“流血惨案,至今在磁县人民心中留下伤痛,在《磁县志》中有文可考。这一伤亡巨大的事件成为两派组织武斗升级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此事之后,双方的仇视情绪继续膨胀,导致了一连串武斗事件不断升级。

1968年1月2日凌晨,“红总” 出动由三省19个地区的200余人组成的战斗队,分三路向“县总”把守的县粮库进攻,两派共死亡4人,其中“县总”一派亡3人。

1月13日晚上9点钟左右,两派群众组织又在县油棉厂发生大规模武斗。这次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县总”派死亡3人。引起8垛棉花失火,烧毁籽棉15万多公斤,救火中浸湿20多万公斤,还烧毁大量苫布、苇席,厂房。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万多元。要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9万多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不足三十元,一天的伙食费不足三角钱,9万元对磁县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红总”很快全面占领县城城区,主要力量在城外的“县总”则用武力攻城。此时,磁县的武斗,很快发展成为由有着作战指挥经验的退役军人参与指挥,以步枪、机枪作为基本兵器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他们已经打开了磁县武装部弹药库,抢走了那里的枪支弹药,据统计磁县当时的库存武器有步枪在一千余支,机枪30多挺,手榴弹上千枚,子弹上万发。有人说,这些武器的杀伤能力,足以使这个小县城血流成河。

“红总”以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为核心,在县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架设机枪、冲锋枪,构成了严密的火力配系,封锁控制了全城主要街道、路口,严防“县总”一派偷袭。

“县总”一派则用当年八路军武工队的办法,不断派出“侦探”到城门四周活动,他们化妆成走亲戚的老百姓混进县城,还有人说他们借了军装,冒充解放军来攻城。无论是“红总”还是“县总”,这时都已经失去了理智,都处于一种极度的狂热状态。笔者在采访过程中,结识了当时曾是红总一派的机枪手赵培卿,他写的一首诗,详细记述了自己当时所经历的武斗的情景,不妨在这里抄录一段:

……

不问青与白,拿砖砸头晕。顿时血如注,神志已不清。押解下鼓楼,活像俘虏兵。将要到北门,闻拉枪栓声。一声都跪下,谁敢不依存。眼前一片黑,刺刀扎脚跟。趁机反绑我,紧捆不留情。跃进学校里,两次把我审。排队欲枪毙,何患词无穷。死罪称幸免,棍棒不留情。步入阴阳界,置我见死神。解脱肉身苦,飘然入西冥。反背上汽车,眼前乱金星。一人欲发疯,拖拽往下仍。难友相救护,才免横祸生。车进农机站,一片斥喝声。这个早该死,那位应抽筋。钢条三角带,锥刺用手拧。抬头巴掌打,低头踩脚跟。狂言出恶语,纵情戏弄人。小手不许解,大便拉裤中。难忍几欲死,无耐咬破唇。转移上汽车,不亚过鬼门。远用砖头砸,近用巨脚蹬。冷风刺骨寒,飞车更招风。车向何处去,月儿不吱声。哗哗水声响,悄悄问星星。探照灯光亮,方知到兵营。对头二十四,不于我解绳。问我名和姓,记忆全失灵。稍微有知觉,疼痛似扎针。口咬十指破,就地乱打滚。指切身上肉,拳头乱捶胸。昼夜挖心痛,断珠泪水凝。求生何如死,怨天恨同君。

……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斗持续升级。到了1968年的2月份,磁县武斗'>磁县武斗已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局势已经失去控制!两派组织的武斗,自然会影响到就在县城通过的京广铁路,先是疯狂的武斗波及到过往的列车,后来随之发生了袭击、拦截火车的情况……

京广铁路告急——郑维山接到上级命令

北京,国务院业务组接到铁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报告:京广铁路河北省磁县段告急,这里的造反派拦阻列车,将京广铁路的50对电话线破坏了48对。当铁路工人乘车去抢修被破坏的电话线时,车子中弹21发,7人被抓走……

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当然知道,这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铁路电话线的完全破坏就意味着京广铁路的大瘫痪。这一大动脉如果被切断,其后果不堪设想。消息很快报告到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处境也很艰难的周恩来总理为此坐立不安。至于中央决策层是通过几条渠道得知磁县武斗'>磁县武斗情况的?现已很难考证。有人说可能是在武斗中处于劣势的“县总”一派将“红总”破坏铁路的事情“捅”到了中央文革,也有人说,是支持“红总”造反派“恶人先告状”。虽经多方走访,笔者也未能得知详情。但铁路军管部门的相关人员将此事逐级上报,最终上报到了中央,是有案可查的。其实,磁县的武斗,只是中国当时情况的一个缩影。就在磁县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另一条铁路大动脉上的重要枢纽徐州,也发生了严重事件,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徐州事件下达了(68)26号文件(即下文提到的“2·6命令”),只是当时“2·6命令”没能立即传达到这里。不要说磁县的群众组织不知道这个命令,就是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也是在2月8日晚才从电话里听到这个命令的。

1968年2月8日,郑维山正在石家庄参加完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当晚,在八一剧场看演出。9时,党委办公室秘书吴炳州接到总参作战处蔡洪江电话。电话那一头,蔡洪江声音显得十分焦急:“9时20分,总理电话指示,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汉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经林副主席批准,63军应立即派两个步兵团到达武斗现场,负责隔开,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指出破坏铁路、电话线是完全错误的,如继续这样做,这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对极少数坏头头必须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具体按’2·6命令’办。总理和杨代总长要直接向郑司令布置任务。”

接完电话后,吴炳州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找到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报告了有关情况。杜辛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驱车赶到八一剧场,向郑维山作了报告。郑维山一行赶回招待所,马上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电话中,杨成武的声音急促,说:“总理要找你。磁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影响了铁路大动脉,要采取果断措施。详细情况总理还会向你交待,这项任务非常特殊,一定要坚决完成好。”

这时总理的电话来了:“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汉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对于磁县事件,可以按’2·6命令’处置。’2·6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

总理说:“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就在郑维山和周总理杨成武通电话的同时,秘书们正通过保密电话记录蔡洪江传达的“2·6命令”具体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确保其安全。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的特务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欺骗和蒙蔽部分群众,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为此特命令如下:

(一)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法办。受蒙蔽群众要立即提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刽子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

(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狠抓革命,狠促生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加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同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作斗争,保证铁路运输畅通。

(三)铁路沿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革命群众,有维护铁路交通安全和保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必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发现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情况,应立即报告当地驻军,并协助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铁路交通安全。

(四)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立即采取行动,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逮捕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遇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进行抵抗和逃窜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解放军进行阻击、追剿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目的。我全国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务须同铁路革命职工和铁路沿线广大革命群众密切合作,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蔡洪江强调说:“特别是第四条:担负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车辆、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采取行动,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收拢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毙捕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行为抵抗和窜逃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两侧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阻击,追缴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的目的。” 看完“2·6命令”,郑维山说:“这就对了嘛,这个命令早下就好了!对那些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 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他当然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军队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一些地方部队开始“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说是不介入,实际上是介入了。”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季,各地相继发生武斗,也随之发生了抢夺军队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事件。那时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五不命令”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事情愈演愈烈,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9·5命令”。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九·五命令”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抢枪的问题。对此军队的人,特别是指挥员肚子里是有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军队对“2·6命令”是真心拥护的。郑维山思忖片刻,站起身对旁边的秘书说道:“要63军军长!” 雷厉风行——部队开进磁县郑维山要找的六十三军军长张英辉是当时驻防在石家庄的部队最高首长,他此时正跟随郑维山参加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大会。郑维山简单向他交代了任务,说:“你们派一个团,立即出发,到磁县执行任务。必须尽快恢复京广铁路畅通,但是也要竭尽全力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来恢复铁路畅通。” 张英辉问:“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 郑维山说:“如果政治攻势不成,在必要情况下我们只好封锁枪眼,一定要把双方隔开,将武斗制止。一定要注意,弹药必须控制,不能放在战士个人身上。” 张英辉答应着:“是!明白了!坚决执行命令!” 布置完任务,郑维山又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求他立即回北京参加研究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于是他当晚又返回北京。实际上,与郑维山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武汉军区的有关领导,要他们从驻防洛阳的一军也派一个团执行这一任务。两个军区派两个团开往了河北省磁县,这个四不管的边缘地区。何以中央军委对小小的磁县武斗'>磁县武斗事件派了两个军区的部队参与呢,有人分析原因是,首先,磁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调以上两个军区的部队来此的速度最快,另外,为避免军队卷入磁县的派性斗争,支一派压一派,同时派两个军区的部队可以互相制约,确保军队处理磁县武斗'>磁县武斗事件的中立立场。

1968年2月9日上午9点,北京军区63军的一个团,武汉军区一军一师一个团先后到达磁县县城外集结地域。与此同时,邯郸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与“县总”派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县总”。

9点40分,两个团的部队在六十三军副军长曹步墀、参谋长耿淑明的指挥下,来到磁县城门外。部队首先全面开展了政治攻势。用广播车反复广播着党的方针、政策、 “我们奉命前来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的广播声此起彼伏。对拒不弃城的“红总”派,用大功率的喇叭广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下发的“2·6命令”。

“……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车辆、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采取行动,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收拢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毙捕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行为抵抗和窜逃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两侧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阻击,追缴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的目的……”

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中,战士们分四路纵队朝四个城门走去,他们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高唱语录歌,列队前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身背冲锋枪,然而,战士们的枪内没有一颗子弹,子弹全部掌握在带队的干部手中。由于“县总”一派处于弱势,见到解放军开到磁县县城附近,他们不但不抵抗,而且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向解放军报告“红总”一派的消息,当部队向城里开进时,他们跟在部队的后面,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组织,也随着“县总”跟进。部队官兵一再劝诫,仍不能使其完全与部队战士分开。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解放军是来帮他们打击“红总”的印象。

战士伤亡——迫不得已开枪还击

据当年把守着磁县城北面的鼓楼的重机枪手赵培卿回忆,当他看到解放军战士排着整齐的方块队伍,拿着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朝磁县北门走来时,有人说:“这是假解放军!”他也将信将疑。在当队伍走到距离鼓楼300多米时,60年代初才退伍的赵培卿认出来,这个队伍整齐、步伐矫健,闪亮的帽徽和领章,绝对不会是假解放军。特别是那些战士的口音,明显是南方人。正在此时,有人还在喊:“假解放军来了,打!”

“这是真解放军!”

“他们是假解放军,开枪打呀!”

“砰砰!”

有人朝解放军的队伍开了枪。广播车上有人中弹倒下。

“砰砰!砰砰!” 走在队伍前排,手持毛主席语录牌的战士倒下了。部队的队形乱了,战士就地卧倒……

“红总”派利用已经构筑好的明、暗火力点,用步枪、轻重机枪向部队猛烈射击。转瞬之间,10余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战士的情绪已很激愤,他们强烈要求还击。然而,没有接到命令,们仍然只能是以宣传车冒险继续进行政治攻势,希望能够使受蒙蔽的群众放下武器。近乎疯狂的造反派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的火力更猛了,压制得部队抬不起头来。双方对峙到中午,部队伤亡激增。几乎与此同时,下午1点36分,京广线上的第206次列车从磁县经过,气焰嚣张的“红总”再次袭击了列车。时任北京军区187师政委的曲凤图回忆说:他当时在磁县有作战指挥所,不断将这里的新情况向上级汇报。当负责执行任务的副军长见无法凭借政治宣传争取两派放下武器、停止袭击铁路行为,终于下达了向造反派鸣枪警告,迫不得已时可以用火力封锁枪眼的命令。两点钟,三个团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城内制高点上的造反派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

“如再顽抗,我们将对其严惩!” 这样的喊话似乎不起什么作用。枪声还在响,子弹还在飞。部队开始鸣枪警告。此时,盘踞在制高点的造反派中,有的人放下了武器,多数人还在顽抗。部队只好采取措施,封销这些火力点。

“开火!” 指挥员一声令下,每个团挑选出的“神枪手”同时开枪,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被打哑了。造反派毕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真的开了枪,造反派们被打得四散奔逃。“红总”的全部防线,很快被冲垮了。傍晚时分,“红总”占据的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全部被攻下。造反派的防御核心——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也很快被解放军占领。“红总”成员一个个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被看押起来。有资料记载,在当天,解放军抓住“红总”派成员670人。怀疑对象800多人。当晚,铁路部门迅速抢修了铁路电话线,京广线铁路恢复安全畅通。至今,“二·九”事件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磁县人的记忆却是难以磨灭的。前面提到的那们赵培卿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名为《难忘的“二·九”》的长诗,这首长诗虽然只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二·九”事件,却可以成为这一事实佐证:

一九六八春,铭刻永记心。二九一残案,全国骇听闻。吾为当事者,记忆尚犹新。二九刚黎明,鼓楼喇叭鸣。极目朝北看,鱼贯入北门。机枪吐火舌,侦探假与真。健步不紊乱,列队似雁群。后背冲锋枪,衣服一色新。帽徽闪金光,肩章亮红星。手摇红宝书,伴奏语录声。深信无疑虑,绝非是冒充。千钧一发旦,泰山压顶重。怒目扫四周,果断下命令。都把枪放下,是真解放军。蜂拥一齐上,占了鼓楼顶。心慌意烦乱,退弹卡壳停。每欲忆此事,惊恐欲断魂。

江青发难——“郑维山是开枪镇压造反派的大军阀”

完成任务后,六十三军向军区作了报告,郑维山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批准了给上级的报告。

“二·九“事件后,磁县严重对立的两派不复存在。1968年3月14日,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磁县直属单位,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得到恢复。5月,磁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机制。但是,关于磁县事件各种说法并没有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而终止。反而是一波三折,越传越凶。据参与“二·九”事件作战指挥的187师政委曲凤图介绍,磁县事件后,有人传说,1968年2月9日下午6点钟左右,军队有关部门收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电报,电报称转达周恩来总理意见,磁县事件要和徐州事件要区别处理,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按2·6命令对待磁县事件。又有人说根本没有此事,是谣言。也有人传说,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偏听偏信,只是听了“县总”一派反映上去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开枪决定。还有人说,“中央文革”的人看到造反派被打了,当然不高兴,所以要对此事提出质疑。传说毕竟是传说,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对这些传说没有太在意,因为他最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后来,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军区只得派出工作组对关于磁县开枪事件进行调查。当时的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科长郭春宣是调查组长,4月,郭春宣带领毕可升、孙春明一行三人前往磁县实地调查。

4月29日,调查报告出来。“二·九”事件中,“红总”和“县总”双方共有5000余人参战,其中“红总”派参战近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伤数百人,部队共死亡18人、伤77人。除京广线铁路交通受阻之外,在事件和两派的武斗中共烧毁粮食80多万斤,皮棉10余万斤,还烧毁部分建筑物和一些机器设备,直接经济损失达27万余元。

事隔三年,1971年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江青等人却以磁县开枪事件为由,诬陷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下令开枪镇压群众……”江青说:“郑维山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郑维山一贯有军阀作风。他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在江青等人的策动下,对郑维山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有人说:郑维山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有人攻击他,一直是占在保守派一边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对此,郑维山保持沉默。因此又被说成是顽固对抗……

事隔多年之后,郑维山还一再提起此事,他说,这才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封锁枪眼完全是执行了军委指示的,她却说我下令开枪镇压群众,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江青等人究竟知不知道郑维山是奉命处理磁县事件呢?应该是知道的。“二·六命令”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能不知道吗?就是在华北会议上,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说了实话,他对全体与会者说:“磁县事件,是上面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江青、康生等人非要把擅自下令开枪镇压群众这样的天大罪名安在郑维山头上呢?郑维山在后来的言谈中曾经提到,江青反革命集团污陷迫害围攻他的真实目的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这话是有道理的。在文革过程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他尽自己所能,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对那些制造动乱的分子有所遏制,而这些正是江青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在乱中夺权,乱中渔利,周总理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障碍,因而打倒周恩来,是他们早晚要走的一步。也正如郑维山后来所说:如果当时我说是周总理下命令的,不是正中那些人的下怀吗?在华北会议上,郑维山被批判后,“二·九事件”又出现了新的波折——有人散布说这一事件是郑维山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是血洗磁县。一些不明真相者跟着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说在这次事件中,无数人被打死,打死的人都用大土坑埋掉了。再后来,当年被造反派打死的解放军战士的尸骨被从烈士陵园中挖出来,抛尸荒野。直到今天,这些烈士仍然含冤九泉……

据《磁县志》记载,1971年9月,有关部门对磁县“二·九”事件在押的48人予以平反,并当场释放,销毁在押中的所整档案。1975年8月28日,邯郸市地委在肥乡县办了磁县二·九事件”和“清队”扩大化学习班,追查肇事者,分清责任,落实政策。磁县事件的参与者,无论是“县总”还是“红总”均被当作受害者平反。至此,磁县开枪事件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这一事件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结局。有多少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反省啊!

 

文章来源:河北高宏志的博客

董保存 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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