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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磁州窑系”

磁州窑 磁县百科 154℃ 0评论


质 疑“磁 州 窑 系”
河南焦作 北 朝
一、引 论
中国古陶瓷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在建国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冯先铭先生为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为标志,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古陶瓷发展与成就的理论框架。加之各个重要窑口的发掘报告及专业博物馆的实物证据,使得自此以后的后学者们有了一个起步的基础和参照的依据。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后来有关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学习,可谓功不可没。又过了十余年,到了一九九四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系统地提高文博部门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又组织编写了一套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其中的《中国陶瓷》的主编仍然是冯先铭先生。此书可谓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进一步细化与补充,更多地注重于实证性和概括性。在这两部最具权威性的书里,尤其对我国历史上唐至元代这个大的历史阶段里陶瓷的发展,更是倾注了老一代陶瓷工作者的心血与情感。特别是对两宋时期(包括辽金)的诸多名窑名瓷,更是关爱有加。正是在这两部著作里,特别是在《中国陶瓷史》中,首次将这个大的历史时期蓬勃兴旺名窑倍出风格众多的陶瓷状态,以风格特征大体相近为标准,把其划分为几个大的窑系,他们是定、钧、耀、磁、龙泉、青白诸系。同时又对两宋时期的几大官窑进行了单独论述,以表示其特殊的历史名分与重视。分窑系的宗旨是为了理论上的归类与研究的方便,其初衷及实用性都是很不错的,也使得一大部分暂时找不到窑口的出土物有了一个大致的归宿。
自一九九四年至今,又是十余年过去了。这十余年里我们关于古陶瓷信息的获得量,不仅要远远大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四年的十余年,甚至超过了自建国后至一九九四年近五十年的信息总和。尤其是经济富裕后随之而起的收藏热潮,使更多的民间收藏研究中国古陶瓷的人,把大量的精力专注于这项由爱好而缘起的事业里。古陶瓷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使得民间的研究者们,一下子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他们所依托的基础有三个:第一是大量的随基建而出土的古陶瓷标本;第二个是为寻找这些标本的出处,而花更大力气去考察窑址;第三个是已有的古陶瓷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最主要的来源依然是以上所谈到的两本书。然而,这些民间的研究者们,不同于一九九四年以前的研究者们的是:后者是在以有限的田野考古资料(虽然其量也相当的大,但仍毕竟是有限的),去构建中国古陶瓷的理论框架,前者却是以他们占有的难以计量的实物标本和窑址调查信息,加上他们善于观察分析与思考的执著探索精神,不停地发现这个大致的框架里的遗漏与缺憾。这种近乎叛逆的“民间精神”,对中国古陶瓷的发展和研究的作用已不仅仅是“补缺拾遗”式的补充材料,它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作用,也已成了当前理论研究和古陶瓷鉴赏两大领域里的主流声音。尤其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里,艺术品拍卖和民间收藏成为一种经济行为,鉴别真伪也已成为一个“大问题”的前提下,民间的研究者们在“亦暗亦明”的尴尬境遇里,却在发挥着巨大的无可估量的作用。正是鉴于此,他们在无数次的肯定与否定之间艰难地探索前行中,一点一滴地发现着已有的古陶瓷理论框架的缺憾与不足。这之中,首推几大窑系里关于“磁州窑系”的诟病最多。这个所谓的“窑系”,已以它过于狭隘的定义及太过空泛的内涵,把自己推到了民间研究者们唇枪舌剑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了众矢之的。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来从新思考和探讨这个“巨无霸”的命名与实质上的适用性。

二、“磁州窑系”定义的狭隘性

事实上,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国陶瓷》这两部著作中,关于“磁州窑系”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数理式的定义,但从其大致的论述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定义还是有的。这个定义的得出,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一,制瓷的上限;二,白底黑花的影响力;三,剔刻划花工艺的运用;四,属于该窑系的“中心窑场”。但是当我们把这四要素具体地运用于被划入这个窑系中的诸多窑口时会发现,其实磁州窑的四要素不仅不具有代表性,更不具有优越性。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磁州窑在“磁州窑系”中只能算是中等的水平与地位。之所以以磁州窑来命名这个所谓的“窑系”,只不过是得益于他最早被科学发掘,进而较早被(北京)理论界认识的缘故。
(一)关于制瓷上限问题
磁州窑(观台窑)的制瓷上限,依据磁州窑博物馆编写的《磁州窑古陶瓷》一书中的结论,起源于北朝时期(后由冯先铭先生实地考察后认为,应起始于隋代)。虽然被划归这个窑系中的许多窑口可追溯的上限,都要比隋更早,但命名“窑系”的最基本要素是依据两宋时期的实际制瓷水平,而非时限的早晚。“时限”只是对某个具体窑口制瓷发展史有价值,对划分两宋诸窑系的实际价值不大。在此,不再过多地论述这个问题,使其占用有限的文字篇幅。
(二)白地黒花的影响力问题
磁州窑作为一个优秀的民间窑口,白底黑花工艺的运用确实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水平,但它白地黒花的成熟期是在金代。同一时期里,白底黑花水平高于磁州窑的窑口有许多。比如扒村窑,窑沟窑,当阳峪窑,柏山窑,登封窑等等。这些窑口白底黑花技术的运用不仅成熟,绘画风格更加出众,而其胎釉的制备技术也大多高于磁州窑。以当阳峪窑为例,他不仅在北宋中后期已有了成熟的白地黒花技术,而且还有了黒花加划工艺的熟练运用,使画面更加生动传神。因化妆土的白度高,透明釉的纯净,从工艺性和观赏性上都要比磁州窑优美许多。怎么能说这些窑口的白地黒花技术是受磁州窑的影响呢?另方面,就产量,规模,品种的丰富性上看,磁州窑也不是最优秀的,扒村窑就比它更好些,当阳峪窑的陶瓷品种和制瓷工艺就更高于磁州窑了,况且有许多窑口并不是以白地黑花为主导产品。时限上有不少要比它早,工艺水平上不少的窑口比它优秀,一概地说是受磁州窑的影响,是对磁州窑的模仿,不是有些太过武断与有失公正了吗!
(三)剔刻划花工艺的运用问题
剔刻划花工艺的广泛运用,成为两宋时期广大民窑最主要的陶瓷装饰工艺,也是与两宋“官窑”形成鲜明对比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其装饰风格的自然奔放,是过于理性的“官窑”制作所无法比拟的。磁州窑作为一个民间窑口也毫不例外地使用了这几种装饰技法,但其工艺制作水平是相对比较低下的。(可参看《磁州窑古陶瓷》一书中的馆藏品图谱)。他与同时期的登封窑,新安窑,白沙窑,曲河窑,宜阳窑,介休窑,当阳峪窑等等相比,要逊色很多。这一点不仅新老一代的古陶瓷专家们早有定论(可参看叶喆民先生的有关论文),近些年这些窑口大量出土的两宋时期的实物标本,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真正优秀的剔刻划花制品并不在磁州窑;曲河白沙二窑的深剔刻花和线镶嵌工艺;登封窑的洒脱的珍珠地划花;当阳峪窑的黑白精细剔花填彩和细白胎酱釉剔花;还有新安县窑和密县窑风格独特的剔刻花技术等。这众多窑口的制品,哪一个不比磁州窑精美漂亮。这能说是受了磁州窑的影响吗?我们能以低下的制作来涵盖精美的工艺水平吗?显而易见,不仅是不能代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磁州窑系”定义的狭隘性,还表现在另外的诸多方面,比如陶瓷品种方面。我们知道,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而且是一个至今也无法逾越的高峰。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逐渐成熟,从而带动了经济的繁荣,进而也形成了制造业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可谓之众窑林立,名品倍出,不可计数。宋人对陶瓷的理解和赋予的感性与理性的色彩,也是自古至今最深刻的。随之而进的民间市场需求品,也极大地增加起来。其品种之多真可谓之灿若繁星:单色釉的精美自不必说,在单色釉的基础之上的各种“窑变”釉制作水平,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窑的油滴,兔毫;鲁山段店窑的各色窑变釉;当阳峪窑的茶叶末,油滴,兔毫,黑釉酱斑,酱紫蓝黑绿以及金属光釉;吉州窑和四川邛窑的虎斑,玳瑁;耀州窑的黑釉酱彩,以及以当阳峪窑为代表的变化万千的绞胎与绞彩工艺,以鹤壁窑淄博窑为代表的黑釉立线工艺。等等这数不胜数的陶瓷品种,哪一个窑口都比磁州窑丰富精美。这些宋瓷中的无数朵鲜花,怎么能让一个远次于它们的磁州窑来替代呢?把那么多十分优秀的民间窑口,不由分说地划归“磁州窑系”,至少是一种不科学不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
(四)“中心窑场”问题
按照《中国陶瓷史》中定义“窑系”的标准和条件,每个窑系里必有一个“中心窑场”,即命名该窑系名称的那个窑口必须是这个窑系中的中心窑场。而中心窑场又必须是这个窑系中其他窑口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即窑系中标志性陶瓷品种(不一定是一种),必须是中心窑场制作得最优秀,水平最高,才能成为其他窑口学习的榜样。
我们现在再来审视作为“磁州窑系”中心窑场的磁州窑,他显然不具备这个“中心窑场”的资格。我们知道,磁州窑分为两大窑场,即观台窑和彭城窑。彭城窑的制瓷水平和时限,都远低于观台窑,就是说,过去我们讲的“磁州窑”,事实上仅仅指的是观台窑。历史上对观台窑的发掘有五次之多:1921年一次,1923年一次,1957至1958年一次,1960至1961年一次,1987年为最后一次。(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专业文博部门及陶瓷专家们,对磁州窑的过于偏爱)。所获资料证明,观台窑的窑场面积和制瓷水平及陶瓷品种,不仅少于扒村窑,段店窑,鹤壁窑,更少于当阳峪窑,也不比介休窑,建窑,吉州窑,登封窑等大多少。最主要的是他的制瓷水平和陶瓷品种这两个首要的标准,都远逊于以上诸窑。因此,作为一个窑系“中心窑场”的资格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由于被划入这个窑系中的诸多窑口的复杂性和品种多样性,更显示出以一两个陶瓷品种来定义这个“巨无霸”窑系,必定由于其过于狭隘而失去对该窑系完整理解的实际意义与价值。

三,“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
我们说它空泛,并不是说它没有具体的代表性品种和包含的窑口,而是讲它存在着过多的模糊性。你可以将其他几大窑系以外的,唐宋元(包括辽金)时期全国的所有窑口都包含进去。甚至可以渗透到耀州窑系与钧窑系中去,因为这两大窑系中的窑口,都或多或少地制作有“磁州窑风格”的陶瓷品种,并且有的还十分优秀。这样以来,整个山西的窑场就都归了它;从东三省到河北北部及内蒙的全部(包括辽代陶瓷)都被划了进去;河南省内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窑场也都被收容;四川省,山东省,安徽省三个省的全部,陕西福建的大部,江西省浙江省的一部分,等等无数的窑场都被归入了这个窑系。因为这些省份的这部分窑场的制品归不进除“磁州窑系”之外的其他窑系,只能被不情愿地划入“磁州窑系”之中。依此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近乎荒唐的关于“磁州窑系”的定义来:凡是不属其他几大窑系中的烧制“粗糙”陶瓷品种的民用瓷生产窑口,即可名之为“磁州窑”。所以,我们经常会诙谐地称“磁州窑系”为“巨无霸”。在此,试举一个例子来证明“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所造成的人们(甚至包括一些专家)认知上的混乱现象。
有一套关于古陶瓷鉴定的书《宋辽陶瓷鉴定》,主编为一个署名“铁源”的人。且不说此书实际水平和可操作性如何,单看它《磁州窑瓷器鉴定》一章里的内容,就足以证明“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所产生的笑谈。在这一章所插入的图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属于磁州窑的制品。若是作者把这一章名之为“磁州窑系瓷器鉴定”,这样引入他窑制品倒也可行。但作者在前面的文字表述中,完全说的是磁州窑这一个窑场的烧造历史和品种等,也即狭义的磁州窑,或直接说是观台窑。这就是该窑系定义过于空泛所造成的荒唐笑料与混乱局面。众所周知,这样的混乱局面的实例,可谓之多不胜数。比如在国外的一些公私收藏品的标注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差错。又如,陈万里先生于五十年代初期写的一篇介绍当阳峪窑的文章里,就曾说过:“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窑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窑。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窑”。这一切混乱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这个窑系定义的不确定性即空泛性。
下面举个本人亲身经历的例子。一次我到外地某市去会藏友,他高兴地对我说近日得了几件很不错的磁州窑瓷器,虽都有残,但他仍很喜欢,我也很为他高兴。但当他把几件东西摆出来以后,我却高兴不起来了:其中两件剔花罐,一件是当阳峪窑的,一件是新安县窑的;几件白底黑花瓶又都是窑沟窑的;还有一件元代的白底黑花文字梅瓶,又是当阳峪窑群中柏山窑的。当时,我真不知该为朋友得藏品而高兴呢,还是该为“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而哀伤。可是,当我给他一一指明具体窑口后他却说:“谁能搞得清楚,磁州窑的东西太复杂了”。他说的“复杂”,正是由其定义的既过于空泛又太过狭隘这一矛盾现象,而造成的这种认知上的模糊性。接下来,再以我比较熟悉的当阳峪窑为例,来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当阳峪这个窑被世人认识的太晚,甚至在好多陶瓷著作里都不提它。偶尔提及时也都是一小段文字,并且毫不犹豫地定性为“磁州窑系”中的一个小窑口。然而,真实的当阳峪窑又是怎么样的呢?
当阳峪窑在宋代的陶瓷大家庭里,应是一颗闪亮的明星,是个不仅不能被忽视,相反应加倍重视的大窑口。在它的制品中,既有那个时期最精细优雅的剔刻划花工艺的展现,又有变化无穷的绞胎技术的运用,和难度较大的绞彩工艺的施展,更有细白胎高温颜色釉及其变化的卓越成就,还有以大写意花鸟人物为代表的白底黑花加划品种的精美制作。其装饰手法有一百五十余种之多,远远超过了磁州窑。以这么一个极其优秀的窑口被“磁州窑类型”所涵盖,说成是受磁州窑的影响和对磁州窑的模仿,从而去区就于磁州窑这个“中心窑场”,岂不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吗!
以上论述表明,由于“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不仅使无数的优秀窑口或默默无闻,或无所适从,或如孤魂野鬼般在古陶瓷“军团”中四处游荡。它的空泛性,还同时造成了今日乃至今后对古陶瓷深入研究的阻碍作用。现今的时代,是行业分工愈加精细而条理的时代,对古陶瓷要想做到更深层次的量化性的微观研究和认知,也必须要对这种定义空泛性的理论进行重新地审视和再构建,以期还古陶瓷以本来面目,以期对广大的民间收藏者与研究者具有更加适用的价值。因为,附着于中国古陶瓷这个载体上的历史文化科技与经济信息毕竟是太多了。尤其在现代,当我们面对一件古陶瓷制品时,要的是相对准确的制作时期和窑口,而不是过去的“磁州窑系“。
四,结 语
当初提出“磁州窑系”这一命题,似乎就是一种较勉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导致出今日的混乱局面以及给人以不求甚解的理由,进而引发太多人的“质疑”,也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我们把它提出来从新思考和探讨其成立与否,适用与否,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任何一种理论在演绎与归纳中的建立都是如此。
磁州窑系”定义的狭隘性,决定了它根本无法涵盖被划入该窑系的诸多优秀窑口;磁州窑自身的制瓷水平,也决定了它不适合这个“主帅”的位置;其定义的空泛性,既然硬要它来坐这个“主帅”的交椅,又把诸多窑口强制性的归入它的麾下,这就导致了狭隘性与空泛性凸现于一身的矛盾现象。当阳峪窑的白地黑花比磁州窑的既早又优美;剔刻划花工艺更不知优于磁州窑多少;红绿彩胎釉画工彩头的鲜艳典雅,更是磁州窑难望项背;更别说精美绝伦的细白胎高温颜色釉;制作难度高且富于变化的绞胎技术,行云流水般的绞彩艺术;以及陶瓷品种的数量和造型的优美程度,都是磁州窑所不能企及的。但是,由于“磁州窑系”定义的狭隘性和空泛性,却硬要把当阳峪窑归于该系之中。其实,在以当阳峪窑为中心窑场的近七百平方公里的广阔范围里,其自身已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群,我们把它称作“当阳峪窑群”。这样命名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自成一个小范围的体系,独立于两宋时期的众窑之林,既不委屈依托于“磁州窑系”,也不因高攀而蜷伏于“定窑系”,而应以他独有的出众个性,占据这个陶瓷高峰期的一席之地。这也是今日古陶瓷理论研究与鉴赏必须细化量化的客观要求所希望的。
吉州窑作为一个窑群已独立出去,建窑作为一个窑群也已独立。那么,为什么鲁山段店窑群,登封窑群,禹州扒村窑群,密县窑群,新安县窑群,鹤壁窑群,淄博窑群,介休窑群,浑源窑群,当阳峪窑群,等等成就卓然者,不可以独立于古陶瓷理论研究之中呢?这种集中于相对较小的区域范围内,制瓷风格又相对比较一致的数座窑场,各自成为一个小的体系的分类法,即“窑群”式的分类法,其优越性,实用性,具体性,可认知性等,都要远大于归并入“磁州窑系”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分家法”,它们陶瓷制品基本一致的特征本身,事实上已决定了这种分类法理论的科学性,认知上的可把握性,鉴赏的适用性,以及反映古陶瓷发展史的真实性。
时代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古陶瓷研究的人群在更新,其观念也已在与时俱进。在这个极其庞大的人群中,不泛具有既尊重历史事实,又颇有远见卓识的有识之士。但是,相对于专业文博机构和学院派的古陶瓷研究者来讲,这些人却被戏称为“票友”。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票友”们却倍感关于中国古陶瓷“我有话要说”!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们的声音已成了“主流之声”。关于对“磁州窑系”的质疑与思考,他们也早已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里发表着各自的见解。我今日把这个问题付诸于文字,仅是代表他们的愿望,而并不代表他们的思考方式与具体观点,我只代表我自己以以上的方式来质疑于“磁州窑系”。同时也热切欢迎诸位同道参与讨论,并对拙文中的不足甚或谬误之处批评指正。

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

(注:本文转载于互联网)
编者按:
去年某刊物编辑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有关“磁州窑系”的文章。由于考虑到这是一篇大的课题,如若没有充分的资料与细致的研究,一时匆匆上阵,在论点和论据上就难免顾此失彼,或失之偏颇。 因此,本人委婉推辞了。不过,笔者并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
近年来,对几十年前古陶瓷学术界提出的“磁州窑系”论,加以抨击乃至质疑的呼声不断,陈北朝先生的这篇《质 疑“磁 州 窑系”》的文字堪称一篇代表。现在本博于此转载,供大家讨论。首先谨对陈先生的学术勇气表示钦佩!
我觉得,中国古陶瓷学术界中,但凡任何一个观点如果缺乏事实依据,经不起反复讨论,就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因此,欢迎大家以事实依据发表不同看法,积极予以评论,发表高见!
来源:刘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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